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朱光潜《诗论》五个版本及其写作背景和历程,供大家参考。
朱光潜《诗论》的五个版本及其写作的背景和历程 ——Five Versions of Zhu Guangqian"s Poetics and the Background and Course of Its Writing 作
者：
商金林
作者简介：
商金林，北京大学中文系 100871
原发信息：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京)2018 年第 20185 期 第 55-79 页
内容提要：
朱光潜提倡以“科目”或“问题”为中心去读书，由博而约，由杂而专。他主张像打仗那样地去做学问。打仗须攻坚挫锐，占据要塞；做学问要善于研究重大的科研课题，不能东打一拳、西踢一脚地打“消耗战”。《诗论》就是他在英法留学期间就咬准的一个目标，所留下来的这五个版本，既能让我们看到朱光潜对诗永无止境的阅读、欣赏和研究，也能让我们体悟到朱光潜的美学和文艺理论著作写得“美”，清新绮丽，醰醰有味，就植根于他的诗学造诣。
Five Versions of Zhu Guangqian"s Poetics and the Background and Course of Its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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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朱光潜/《诗论》/慈慧殿三号/读诗会/《文学杂志》
期刊名称：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
2018 年 08 期
我国著名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和教育家朱光潜，学贯中西，成就辉煌。可他在回顾自己的学术道路时则说：“在我过去的写作中，自认为用功较多，比较有独到见解的，还是这本《诗论》。我在这里试图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对中国诗的音律、为什么后来走上律诗的道路，也作了探索分析。”朱光潜对《诗论》情有独钟，他一辈子都在打磨这本专著，所留下的五个版本，让我们看到了他长期琢磨、潜心研究的过程。
一 第一本《诗论》讲义(1934 年)
《诗论》原名《诗学通论》，是朱光潜在英法留学期间写的，初成于1932 年年底。朱自清 1933 年 1 月 13 日日记中有：“阅孟实《诗学》，甚佳。”次日又记：“读《诗学》毕，大佳，大佳。”①1933 年秋，朱光潜结束八年的留学生活回国。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看了作为“资历的证件”的《诗论》，极为欣赏，不仅聘朱光潜任西语系教授，还特意安排他“在中文系讲了一年”《诗论》②，开创了“外文系教授”到中文系“任课”的先例。当年旁听过《诗论》的荒芜回忆说：
外语系教授朱光潜在中文系开了一门课《诗论》，这在当时是件新鲜事儿。我虽然不是外语系和中文系的学生，但和许多好奇的人一样，去旁听了。朱从来不是一位口若悬河的演说家，但是他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著名诗作的那些新鲜、精辟的见解，一下子就抓住我们，大大地开拓了我们的眼界。
他当时在课堂上发的讲义，后来经过整理修改，便成为他的专著《诗论》。③
当时在课堂上发的“讲义”大 16 开本，封面署“诗论七月五日装成近代文附”，正文书名为“诗学通论”，每页的边侧都印有“北京大学讲义 文七四 G 出版组印 李校(或赵校、宋校)”的字样。《诗论》讲义正文共七章，约 10 万字。现将目录抄录如下：
第一章 诗的起源——歌谣(上)
第二章 诗与谐隐
第三章 诗的实质与形式(对话)
第四章 诗与散文(对话)
第五章 中国诗的节奏与声韵的分析
第六章 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上)赋对于诗的影响
第七章 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下)声律的研究何以特盛于齐梁以后？
近代文 附(略)
第一章“诗的起源”。述说诗的发生“远在有文字记载之先”；它的起源以人类的天性为基础，如情感的表现、“模仿”与“游戏”本能所生的快乐。诗歌和音乐、跳舞三者同出一源：“诗歌音乐跳舞在起源时是一个混合的艺术”，是“群众的艺术”。原始的诗是“口头”的，正如歌谣的创作，大概初出于个人，而为群众所完成的。“歌谣都‘活在口头
上’，它的生命就在流动生展”，一经文字的记载，“给它一个写定的形式”，就“妨碍它的生展”。
第二章“诗与谐隐”。“谐”就是“说笑话”；“隐”是“用文字捉迷藏”。“凡是‘谐’‘隐’都带有文字游戏性”。诗歌和“谐趣”“隐语”及“文字游戏”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诗歌的特殊表现法，如“重叠”“接字”“趁韵”“和韵”“排比”“回文”等种种技巧，就以谐、隐和文字的游戏来做基础。
第三章“诗的实质与形式”(对话)。既批评“拥护形式者”(秦)片面强调的“形式美”，也反对“拥护实质者”(鲁)的“实质比形式重要”论。通过“主张实质形式一致者”(褚)与秦、鲁等的“对话”，指出“诗的语言要有一种特殊的内容，也要有一种特殊的形式”，是精练的“写的语言”，而不是粗疏的“说的语言”，诗人所能倚仗的只能是语言。
第四章“诗与散文”(对话)。诗与散文的分别，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不见有确实的根据。说诗是“具有音律的纯文学”，也仅就其大体而言；“诗和散文的分别也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诗有固定的音律”，在于节制粗野的情感和想象，把现实的事物提高为理想的世界。但“诗可以由整齐的音律到无音律，散文也可以由无音律到有音律”。“就形式说，散文的音节是直率的，无规律的；诗的音节是循环的，有规律的。就实质说，散文宜于叙事说理，诗宜于抒情遣兴。”
第五章“中国诗的节奏与声韵的分析”。节奏由音的长短、高低、轻重三要素构成，源自艺术上“同一中见差异”或“整齐中寓变化”这一
“基本原理”。中国诗的节奏，大半靠着“顿”，“说话的顿和读诗的顿不同”，“说话完全用自然的语言节奏，读诗须掺杂几分形式化的节奏”，声音和意义两个方面最好能够兼顾。英文诗中的“音步”，法文诗中的“顿”和中国诗的“顿”颇相近，而亦有差别之处。中国诗的读法，“到顿必扬”，“中国诗的节奏第一在顿的抑扬上见出，至于平仄相间，还在其次”。“韵有两种：一种是句内押韵，一种是句尾押韵。它们实在都是叠韵，不过在中文习惯里句内押韵叫做‘叠韵’，句尾押韵则叫做‘押韵’或‘押韵脚’。韵与声是密切相关的。”“韵对于中国诗的重要不仅在点明节奏。就一般诗来说，韵最大功用在把涣散的声音团聚起来，成为一种完整的曲调。它好比贯珠的串子，在中国诗里这串子尤不可少。”“散文的节奏可以完全是语言的节奏，而诗却于此之外，另有一种形式化的节奏。如果把这个形式化的节奏(如平仄韵脚音步之类)完全丢开，则作者没有理由把他的作品排列成诗的形式。”既然是诗，就要有“诗的形式”，就必须给读者“所预期的有规律的音节”。
第六章“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上)赋对于诗的影响”。“中国诗走上‘律’的路，最大的影响是从‘赋’来的。”“诗本是‘时间艺术’，赋则有几分是‘空间艺术’”，作为“一种大规模的描写诗”的“赋”，“侧重横断面的描写，要把空间中纷陈对峙的事物情态都和盘托出，所以最容易走上排偶的路”。律诗“意义的排偶”和“声音的对仗”，都是受赋的影响。
第七章“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下)声律的研究何以特盛于齐梁以后？”东汉以后，“因为佛经的翻译与梵音的输入，音韵的研究极发达。这对于诗的声律运动是一种强烈的兴奋剂”。赋的影响和梵音的影响之外，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乐府衰亡以后，诗转入有词而无调的时期”，诗的音乐要在词的文字本身见出。永明声律运动就是这种演化的自然结果。
二 第二本《诗论》讲义(1936 年)
朱光潜在北大讲《诗论》，也应朱自清的邀请到清华讲过《诗论》。每讲一回，他都要把“原稿”更改一回，留下来的第二本讲义，也是大16 开本，封面署“诗论廿五年五月廿一日装成”，正文书名为“诗论课程纲要 上部 美学通论 下部 诗学通论”，每页的边侧也都印有“北京大学讲义 文七四(文二八) G 出版组印 张校(或赵校、宋校、李校)”字样。遗憾的是这份《诗论》讲义，只有“上部美学通论”，“下部诗学通论”仅见目录，印制的时间是 1936 年 5 月 21 日。现将目录抄录如下：
第一章 诗的起源与变迁——民间诗与文人诗
第二章 诗与散文
第三章 诗的实质与形式——情思与语言的关系
第四章 诗的音律
第五章 中国诗何以重韵
第六章 中国诗的声律何以特盛于齐梁以后
第七章 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赋对于诗的影响
第八章 诗的意象
第九章 诗与画
第十章 诗的情趣
第十一章 中国诗和西方诗在意象与情趣方面的比较
第十二章 中国诗和西方诗在技巧方面的比较
第十三章 诗的种类——中国何以无长诗
第十四章 论中国新诗
第十五章 诗的功用
一、西方诗学略史
二、中国诗学略史
与第一本讲义相比，第二本讲义的章节翻了一倍，没有一两年工夫是赶不出来的。由此可以推定第一本讲义是朱光潜回国的第二年即 1934 年印制的。朱光潜在《自传》中说：
(我回国时)正逢“京派”和“海派”对垒。……我由胡适约到北大，自然就成了京派人物，京派在“新月”时期最盛，自从诗人徐志摩死于飞机失事之后，就日渐衰落。胡适和杨振声等人想使京派再振作一下，就组织一个八人编委会，筹办一种《文学杂志》。编委会之中有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林徽因等人和我。他们看到我初出茅庐，不大为人所注目或容易成为靶子，就推我当主编。由胡适和王云五接洽，把新诞生的《文学杂志》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④
而在《文学杂志》创刊之前，朱光潜就在他家里——慈慧殿三号组织过“读诗会”。沈从文在《谈朗诵诗——一点历史的回溯》中说：“当时的诗人如徐志摩、朱湘、刘梦苇、朱大柟、杨子惠、方玮德、刘半农诸先生都死了。闻一多先生改了业，放下了他诗人兼画家的幻想，诚诚恳恳的去做他的古文学爬梳整理工作。饶孟侃作了中央政校军校的教官。北平地方又有了一群新诗人和几个好事者，产生了一个读诗会。这个集会在北平后门慈慧殿三号朱光潜先生家中按时举行，参加的人实在不少。计北大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徐芳……诸先生，清华有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华诸先生，此外尚有林徽因女士，周煦良先生等等。这些人或曾在读诗会上作过有关诗的谈话，或者曾把新诗、旧诗、外国诗，当众诵过，读过，说过，哼过。大家兴致所集中的一件事，就是新诗在诵读上，有多少成功可能？新诗在诵读上已经得到多少成功？新诗究竟能否诵读？差不多集所有北方系新诗作者和关心者于一处，这个集会可以说是极难得的。”⑤“差不多集所有北方系新诗作者和关心者于一处”，“读诗会”的场景，真的是人才济济，名流云集。
《朱自清全集》第 9 卷(即日记卷)中先后写到 1934 年 5 月 23 日、1935 年 1 月 20 日、1935 年 2 月 16 日、1935 年 3 月 25 日、1935 年4 月 3 日、1935 年 11 月 10 日、1937 年 3 月 14 日、1937 年 4 月 22日、1937 年 4 月 24 日到慈慧殿三号参加“读诗会”的经过。历史学家顾颉刚也曾写到应邀到“读诗会”讲“吴歌”(1936 年 4 月 25 日)⑥，这些
都是“读诗会”最珍贵的原始资料。从这些原始资料可以推定“读诗会”成立于 1934 年 5 月，每月大概一至二次，直到 1937 年“七七事变”才中止。朱自清住在城外清华大学北院，离朱光潜家较远，常常为赶“公共汽车而伤透脑筋”，再加上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工作繁忙，不是每次的“读诗会”都参加的，所以日记里的“读诗会”并不完整。沈从文在《谈朗诵诗——一点历史的回溯》中说：
当时长于填词唱曲的俞平伯先生，最明中国语体文字性能的朱自清先生，善法文诗的梁宗岱、李健吾先生，习德文诗的冯至先生，对英文诗富有研究的叶公超、孙大雨、罗念生、周煦良、朱光潜、林徽因诸先生，此外还有个喉咙大，声音响，能旁若无人高声朗诵的徐芳女士，都轮流读过些诗。朱、周二先生且用安徽腔吟诵过几回新诗旧诗，俞先生还用浙江土腔，林徽因女士还用福建土腔同样读过一些诗。总结看来，就知道自由诗不能在诵读上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效力。不自由诗若读不得其法，也只是哼哼唧唧，并无多大意味。多数作者来读他自己的诗，轻轻的读，环境又优美合宜，因作者诵读的声容情感，很可以增加一点诗的好处。若不会读又来在较多人数集会中大声的读，就常常不免令人好笑。
这个集会在我这个旁观者的印象上，得来一个结论，就是：新诗若要极端“自由”，就完全得放弃某种形式上由听觉得来的成功。但是这种“新”很容易成为“晦”，为不可解。废名的诗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何其芳、卞之琳几人的诗，用分行排比增加视觉的效果，来救听觉的损失，另是一例。若不然，想要从听觉上成功，那就得牺牲一点自由，无妨稍稍向
后走，走回头路，在辞藻与形式上多注点意，得到诵读时传达的便利，林徽因、冯至、林庚几人的诗，可以作例。⑦
可见，“读诗会”所探讨的都是新诗创作面临的最“切实”的问题。他们既重视外国诗论以及法、德和英文诗的译介，也注重对我国古典诗词歌赋，以及民歌小调和方言土语的研究，放眼世界，雅俗兼顾。为了使新诗更好地为“现实”服务，“读诗会”专题研究过“朗诵诗”。沈从文在《谈朗诵诗——一点历史的回溯》中说：
“朗诵诗”成为一个时髦的名词，并不是很久的事。它的来源还同“集体创作”一样，是由比邻转贩前来的。这名辞虽在一部分海上出版物上创作诗上见到，真的老老实实的朗诵试验，依然还在北方，比读诗会稍慢一点，以北大歌谣学会，燕大通俗读物编刊社，北平研究院历史语言系作中心，有个中国风谣学会产生。这团体目的顾名思义即可知是着力于民间诗歌的。集会时系在北平中南海北平研究院戏剧陈列馆，参加者有胡适之、顾颉刚、罗常培、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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